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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1976年四川省松潘、平武二次7.2级大震的预测经历
西瓜 |
May 13, 2008 8:45:55 AM
1975年4月22日我们运用“磁偏角二倍法”向国家地震局有关部门预报：1975年5月8日±3天，根据大地震迁移的规律在智利南部可能发生一次8级左右的大地震，结果确实于1975年5月10日在智利南部发生了一次7.8级大地震，与预报的时间、地点、震级完全一致。1975年5月11日在国家地震局《震情》第30期对此地震的预报向中央作了报导。
当时正好国家地震局在北京西颐宾馆召开全国地震工作会议，中央地震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克实知道我们在智利南部发生7．8级地震前作了较好的预报，就亲自召见我说：“国外大地震的预报要继续深入研究，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但是今后的重点要放在国内，为预报国内的大地震作出贡献”。
会议期间中国科技大学地球物理系徐世浙教授随即前来与我联系，希望能在75届地球物理系毕业生中为选写毕业论文时与我合作，用“磁偏角二倍法”搞一下我国西部地区大地震的预报研究工作，时间定在1975年8月份。第一步计划是首先去西南地区收集磁偏角资料，第二步计划是10月份与科大毕业的学生们一起进行工作，最后写出毕业论文报告。
1975年8月份由我、秦金高(我台工作人员)和徐世浙(科大教授)一起出发去云南，到达昆明后，云南省地震局派李立平和任职洪与我们一起同行，收集云南省境内有磁偏角记录数据的台站(包括群测点中有自动照相记录的台站)，主要是收集和量算在磁暴中的磁偏角幅度值。几乎跑遍了整个云南省,收集到20多个台站的记录资料，10月份我们就回到了佘山台。
根据“二倍法”预报的原则，分别计算出东部台站(北京减红山，北京减佘山)与西部台站(甘肃省的河西堡减云南省的易门)的磁偏角异常日期，然后去对应已经发生的地震与科大学生一起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处理工作。
在完成科大同学毕业实践的基础上，我们又进一步探索预报我国西部地震的发生规律，最后计算出我国西部的地区性异常日期，然后依次进行二倍，根据已经发生地震的对应情况来预报今后可能发生的地震，随即就预报：1976年8月17日±3天，在我国西部地区(特别要注意川、滇、藏交界处)可能发生一次6.5级左右的破坏性地震。这个预报意见是在1975年12月15日－1976年1月9日国家地震局在北京西颐宾馆召开的海城地震科技经验交流会暨1976年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上进行了正式预报。当时以幻灯形式投放在科学会堂的大屏幕上展示出来，因此到会的同志都知道有这一预报意见。这一预报意见亮出来以后，北京地震队的耿庆国就到我这里来与我讨论，他说：“我用旱震关系预报武都—南坪一松潘一茂汶一带有破坏性地震，而你预报的是1976年8月17日±3天在我国西部地区，是不是就是同一个地震?”我对他说：“因为我用的磁偏角台站是大距离的，只能预报我国西部地区，而不能预报到局部地区，有可能是同一个地震，反正大家一起来检验吧！"
1976年5月23日起为了收集西南地区的异常情况，随同中科院上海天文台第一研究室的罗时芳、林一梅两位女同志一起出差西南，她们是为了同西南地区的地震部门共同交流地球自转速度与西南地区地震之间的对应关系。第一站我们先到达贵阳，与贵州省地震办公室的业务人员进行了交流，我把磁偏角二倍法预报我国西部地区的地震也向他们作了汇报。
1976年5月28日到达昆明的第二天，5月29日云南省龙陵发生了一次7.6级大地震，原定1976年6月1日由国家地震局与云南省地震局在昆明翠湖宾馆准备要召开的地震紧急会商会讨论震情，而大震却在会前发生了。6月1日的会商会继续在昆明翠湖宾馆召开，除了云南省各地办外，参加的还有四川、青海、甘肃的地震部门，还有河北省三河地震大队等 单位，我们三位同志也被邀请参加了。
在这个会议上各自带来的资料中大多数认为5月底或6月初云南省境内有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我通过“磁偏角二倍法”的计算结果是：1976年6月1日±3天，也正好在预报期内。就在这个会商会上我再次预报：1976年8月17日±3天，在我国西部地区(特别要注意川、滇、藏交界处)可能发生一次6.5级左右破坏性地震，同时将现有的磁偏角资料又预报：1976年8月22日±3天，在我国西部地区可能发生一次8级左右的大地震，但也可能是同—个地震，即1976 年8月17日--8月22日之间发生，到底是一次还是二次，当时很难作出判断。后来经过反复思考．认为应该是二次地震较为妥当。因为1976年8月17日 ±3天是以地区性异常依次二倍进行预报的。而1976年8月22日±3天是以特大异常与地区性异常逐个二倍进行预报的，所以应该是二次地震而不是一次地震。后一次地震应该比前一次地震大， 所以后一次可以预报8级左右的大地震。
会议结束后我们就随同云南省地震局的同志经过三天的时间直达龙陵地震现场去进行考察和收集资料，我被分配在路西（芒市）分析预报组工作，主要收集土地电的资料，进行监视和总结工作，龙陵县地办的同志利用三土(土地电、土地磁、土倾斜)一洋(水氡)运用“二倍法”较好的预报了这次龙陵大地震，结果龙陵县城无一人死亡，为人民立下了功绩。
我于1976年7月初离开了龙陵震区，于1976年7月12日就单独去了四川，第一站首先去西昌，在西昌地震办公室程式同志的陪同下，收集了那里的有关资料和询问了当地的异常情况，第二站就到了成都，第三站到了灌县市，第四站到了汶川（已是1976年7月18日—20日）根据汶川地办的同志介绍目前异常仍然很大，地办自制的感磁仪能较好的对应上1976年5月29日的云南龙陵大地震，而且异常很明显，这几天又在大幅度的下降，看来又一个大地震不久将会到来。第五站准备去松潘收集资料，汶川地办的同志对我说：“目前是雨季，山洪爆发随时有可能发生，走进来容易，出去就难了”。建议我不要再进去了。于是我于 7月21日回到了成都，7月23日下午四川省地震局召开地震会商会，四川省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主任罗灼礼同志邀请我参加了。
在这个会议上，我听到同志们介绍龙泉有一口39米的深井，于7月22日晚上9时下降了约10公尺。在会上又反映出晚上看到火球的事例很多，最早是在4月份的巧崃发现的，5月份到了大邑，7月份好像在这条断裂带上往北迁移。这些火球多数发生在河边、水沟旁，颜色一般是红带些蓝，出现的时间一般是在晚上八时半至九时半，即太阳落山后才能见到。地震局同志也实地作了调查，完全排除了发射信号弹的可能。
在这个会上听到的异常特别多，在这种情况下，最后我再次预报了这二个地震：一、1976年8月17日±3天，在我国西部地区（特别要注意川、滇、藏交界处）可能发生一次6.5级以上的破坏性地震。（在这次会议上震级的预报由6.5级左右改为6.5级以上）。二、1976年8月22日±3天（最大可能在 22日-25日）在我国西部地区可能发生一次8级左右的大地震。当时四川省地震局刘兴怀局长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商结束后，我对罗灼礼同志说：“如果你们那里一发生地震，我就立即到你们这里来。”他说：“我们非常欢迎您来”。最后我就请他们为我代购一张7月28日回上海的火车票。
1976年7月28日上午四川省地震局的同志带来了一个极坏的消息：今天凌晨三时四十二分河北省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四川省地震局准备派专机到唐山去支援问我去不去，我说：“让我回上海后再说，不能同你们一起去了。”当时我的心情极不平静，7月底回到了佘山台，准备把以往的磁偏角资料重新再进行计算。就在这个时候，中央抗震指挥部在8月3日晚上直接打电话给我，要我带好所有资料去北京参加会战。因为我个人是不能作出决定的，我就请支部书记施柱中听电话，施柱中在电话中说：“中央有规定，我们不能随便进入北京，出差北京必须到上海市革委会办理进京介绍信后，方可购买去北京的飞机票或火车票。”于是中央抗震指挥部又直接打电话给上海市革委会主任马天水，当时马天水一口同意。
1976年8月4日上午我到市革委会科技组立即办了去京介绍信后，就购买了一张去北京的飞机票于中午到达，下午我就到了国家地震局向国务院政工组组长贾如峰同志、中央抗震指挥部周村同志、国家地震局刘英勇局长、中科院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王光炜同志等汇报了我预报我国西部地区的二个大地震的时间、地点和震级。在汇报过程中张铁铮同志预报：8月12日±2天在唐山老震区可能有6-7级地震；丁鉴海同志预报：8月13日±3天在唐山老震区或在新疆、青海一带可能有 6-7级地震。中央领导同志听了我们三个人的预报意见后，贾如峰同志说：“今天请你们来到北京，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首都，保卫首都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你们抓紧时间，在三天内再拿出个预报意见来，至于我国西部地区的地震预报意见，由四川省、云南省的地震部门去考虑，你们的着重点就是看今后在我们这个地区有没有比唐山更大的地震，你们需要什么资料尽管提出来，可随时向全国各地方台站要资料，希望你们（张铁铮、丁鉴海和我）在三天之内再作出个预报意见来。”
在会上我对刘局长说：“这次唐山地震我震前没有预报出来，但是在我带来的资料中看是否有异常反应，如果有反应的话，我可以判断今后是否还有更大的地震，如果没有反应，我也没有办法作出正确的判断了。”刘局长说：“好吧，你就做一做吧！”在这个会上，同时我还建议是否能在内蒙的满州里最好再建一个地磁台，当时就立即同意并派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所刘成瑞他们马上去满州里选点建台。
汇报结束后领导上把我们三个人的预报意见由国家地震局以绝密形式写成报告向中央报导，并安排我们在同一个宿舍内，我首先将带来的资料用一个晚上的时间清理和计算，发现有一个异常能反应唐山大地震，经过反复计算是1976年7月31日±3天（即7月28日—8月3日）在这个大异常的后面再没有发现比它更大的了。因此随即就计算出三个预报日期，即1976年8月10日±1天；8月29日±2天；9月23日±3天。预报的震级可能是6-7级，预报的地区是大华北地区包括唐山老震区。
1976年8月6日国家地震局《震情》特刊6以绝密形式向中央报导，题为“地磁方法预报地震的会商会”。内容：8月4日、5日国家地震局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邀请用地磁方法预报地震的张铁铮、沈宗丕、丁鉴海等同志在他们原来工作的基础上认真分析了全国其他有关地磁台的资料，对他们原来的预报意见（特刊 4）进行了研究、会商。现将结果报告如下：摘录其中一段：“沈宗丕同志根据北京的白家疃、河北的红山和广州等地磁台资料，用磁偏角二倍法计算，认为 1976年8月10日前后一天。在大华北地区（包括唐山老震区）或在我国台湾省有可能发生6级以上地震。他还根据甘肃省河西堡和云南省易门地磁台的资料，计算分析认为：一、1976年8月17日前后三天，在西南地区（可能在Xizang东部）发生6.5级左右地震。二、1976年8月22日前后三天（可能在22-25日）也在西南地区（可能在川、滇、zang交界处）发生8级左右大地震”。
以上这些预报意见将在8月7日举行的京津地区的会商会上进一步研究。
在这三天里，张铁铮仍坚持预报：1976年8月12日±2天在华北可能发生6.5级-7级或更大一些的地震，丁鉴海预报：1976年8月13日±3天最大可能在后三天在唐山老震区可能发生6-7级地震。最后由我代表三个人的综合意见于8月7日由国家地震局在北京科学会堂召开的地震会商会上发言作出预报： 1976年8月9日-16日在唐山老震区可能发生一次6-7级的强余震，结果于8月9日果然发生了一次6.2级强余震（速报震级）预报获得成功，我预报的 8月29日±2天的地震，后来于8月31日在唐山老震区发生了二次6级强余震（速报震级）。预报9月23日±3天的地震，后来于9
月23日在内蒙的噔口（属大华北地区）发生了一次6.3级地震（速报震级）。
我过去在预报大华北地区的地震时，除了用北京台和红山台的磁偏角资料外，还经常用到山西省临汾台的资料。我觉得这次有必要到临汾台去收集和复核有关异常日期的资料，于是我于8月14日由国家地震局派车去了临汾，受到临汾市地办同志的热烈欢迎，他们再三提出要我到他们的群众测报点去指导工作，在我一再无法推托的情况下，我首先去了临汾地震台，把我需要的日期资料复核了一次。在参观学习过程中，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临汾台地倾斜的南北向在唐山大地震前走了一个大8 字型后断丝，并立即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地倾斜的南北向异常是从1976年6月27日开始的，到唐山大地震发生，整整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前兆异常。
在临汾市地办的安排下，8月15日来到候马市地办。参观学习的群测点有红卫机械厂、515单位、省建工局一公司、风雷厂、38532部队等。
在红卫机械厂的群测点经了解他们曾用“磁暴二倍法”预报了龙陵和唐山大地震的时间和大致方向，误差为±1天，而且在地震前向地办作了预报。8月16日在他们的安排下又回到了临汾，又参观学习了冶金局物探队、213地质队、动力机械厂、市邮电局等群测点。
在参观学习过程中，使我感触最深的是临汾动力机械厂，他们于1975年11月17日建立了一个重锤悬挂式地倾斜，用直径0.07毫米的铁丝长3.5米吊了一个1公两重的物体，固定在大梁上，四周封闭起来，东西开两个窗口，每天每人轮流值班目视观测。1976年7月1日开始用数据画图。在这次唐山大地震前于 7月28日03点10分开始发现南北向有20毫米的摆幅，以后就逐渐增大。到03点56分时南北向增大到110毫米，东西向增大到100毫米（注：唐山大地震是7月28日03点42分发生的）。
经过二天的参观学习后，临汾市地办的领导要我介绍一下我的预报方法和经验，决定安排在8月16日晚上8点30分举行。在汇报过程中不断有人提问，我都一一作了解答。当我在向同志们汇报到我是怎样预报1976年8月17日±3天，在我国西部地区（特别要注意川、滇 、藏交界处）
可能发生一次6.5级以上地震时，吊在屋内的日光灯开始来回的摇晃起来，到会同志们都异口同声地叫喊有地震！有地震！同时还听到外面有拉长的汽笛警报声和敲锣声，要求大家统统赶快跑出来，随即地办同志向临汾地震台通了电话，回答我们的是我国西部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但还不能马上知道震中在什么地方，过了1个小时后，才知道这次地震发生在四川省松潘、平武一带，震级是7.2级。临汾市地办领导同志赞扬我预报得相当正确，并且又说：“还是人家庙里的菩萨灵啊！”
第二天我就回到了北京，国家地震局的领导和周围的同志们都赞扬我这次地震预报得相当成功。当时张铁铮提出来张家口一带可能有些情况，要我和他一起去收集一下张家口地磁台的资料，我们二人于8月19日在国家地震局的安排下，派了一辆小吉普到了张家口地震台。我们再三向台领导交待千万不要去惊动张家口的市领导，但是在台上工作还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市里开来了一辆红旗牌轿车把我们接到宾馆住下，并再三要我们去指导他们群测点的工作。我们没有办法只能服从他们的安排。
我们一起去参观学习了二个群测点：张家口市第二十二中学和第十中学，在参观中得知，这次唐山大地震之前他们的土应力和土地磁都有异常反应，而且都作了预报：7月-8月之间在天津、唐山、渤海周围地区可能有6.5级以上地震。二十二中学的土地磁曾经用单台的“磁偏角二倍法”在1975年1月份向张家口市地办预报：1975年2月4日有大地震可能发生，结果在辽宁省海城发生了一次7.3级破坏性地震。这次唐山大地震是用1976年5月31日与6月29日的异常日期二倍也能倍到7月28日，说明在唐山大地震前群众测报点上的一些手段和方法也或多或少的都有异常
反应，有些还作出了较好的预报。8月21日我们经过河北省沙城地震台后就回到了北京。
1976年8月22日下午由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副主任马宗晋主持召开了一个在京单位参加的地震趋势会商会，因为国家地震局收集到我国东部的一些省局报来的宏观异常，牵涉到19个省，其中有15个省局向国家地震局提出了不同震级的预报，而且大部分地区的老百姓都搬了出来。为了缩小范围，请大家提个意见出来。参加这次会议的同志都认为：今年我国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生了五次7级以上的大地震，(即龙陵二次，唐山二次，松潘一次)如果再要发生7级以上的大地震，必须还要等上三个月的时间，因为地震能量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来积聚，因此可以断
定目前我国不再可能有7级以上大地震了，如果的的确确再也没有7级以上大地震发生的话，即是大家所欢迎的事。但是地震的发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个会上我说：“大华北地区我预报的二个日期还没有来到(即8月29日±2天和9月23日±3天可能有6—7级地震)我国西部地区(包括四川省松潘老震区)8月22—25日我还是坚持有可能发生一次7--8级的大地震。”在向大会作预报的时候，四川省地震局来电话，指名要我去接电话，并询问一下是否还有大地震发生？在坐的丁鉴海说：“让我给你去接电话，你继续讲下去”。我对丁鉴海说：“你可以回答他
们，还有7—8级大震可能会发生。”结果确实于8月23日四川省松潘一带在离原震区10公里的地方又发生了一次7．2级强余震。
1976年8月16日和8月23日在我国西部地区的四川省松潘、平武一带发生二次7．2级破坏性地震，证明磁偏角的异常在地震前确实有所反应，而且作出了正确的预报，当这二次地震平静后不久于1976年9、10 月间，我清楚地记得四川省地震局罗灼礼同志从四川省成都直接打电话给我，祝贺我成功地预报了这二次地震，以此表示感谢! 由于我参加了1976年四川省松潘、平武7.2地震的中短期预报，于1987年补获了国家地震局科技进步一等奖的批准书。
当时正好国家地震局在北京西颐宾馆召开全国地震工作会议，中央地震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克实知道我们在智利南部发生7．8级地震前作了较好的预报，就亲自召见我说：“国外大地震的预报要继续深入研究，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但是今后的重点要放在国内，为预报国内的大地震作出贡献”。
会议期间中国科技大学地球物理系徐世浙教授随即前来与我联系，希望能在75届地球物理系毕业生中为选写毕业论文时与我合作，用“磁偏角二倍法”搞一下我国西部地区大地震的预报研究工作，时间定在1975年8月份。第一步计划是首先去西南地区收集磁偏角资料，第二步计划是10月份与科大毕业的学生们一起进行工作，最后写出毕业论文报告。
1975年8月份由我、秦金高(我台工作人员)和徐世浙(科大教授)一起出发去云南，到达昆明后，云南省地震局派李立平和任职洪与我们一起同行，收集云南省境内有磁偏角记录数据的台站(包括群测点中有自动照相记录的台站)，主要是收集和量算在磁暴中的磁偏角幅度值。几乎跑遍了整个云南省,收集到20多个台站的记录资料，10月份我们就回到了佘山台。
根据“二倍法”预报的原则，分别计算出东部台站(北京减红山，北京减佘山)与西部台站(甘肃省的河西堡减云南省的易门)的磁偏角异常日期，然后去对应已经发生的地震与科大学生一起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处理工作。
在完成科大同学毕业实践的基础上，我们又进一步探索预报我国西部地震的发生规律，最后计算出我国西部的地区性异常日期，然后依次进行二倍，根据已经发生地震的对应情况来预报今后可能发生的地震，随即就预报：1976年8月17日±3天，在我国西部地区(特别要注意川、滇、藏交界处)可能发生一次6.5级左右的破坏性地震。这个预报意见是在1975年12月15日－1976年1月9日国家地震局在北京西颐宾馆召开的海城地震科技经验交流会暨1976年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上进行了正式预报。当时以幻灯形式投放在科学会堂的大屏幕上展示出来，因此到会的同志都知道有这一预报意见。这一预报意见亮出来以后，北京地震队的耿庆国就到我这里来与我讨论，他说：“我用旱震关系预报武都—南坪一松潘一茂汶一带有破坏性地震，而你预报的是1976年8月17日±3天在我国西部地区，是不是就是同一个地震?”我对他说：“因为我用的磁偏角台站是大距离的，只能预报我国西部地区，而不能预报到局部地区，有可能是同一个地震，反正大家一起来检验吧！"
1976年5月23日起为了收集西南地区的异常情况，随同中科院上海天文台第一研究室的罗时芳、林一梅两位女同志一起出差西南，她们是为了同西南地区的地震部门共同交流地球自转速度与西南地区地震之间的对应关系。第一站我们先到达贵阳，与贵州省地震办公室的业务人员进行了交流，我把磁偏角二倍法预报我国西部地区的地震也向他们作了汇报。
1976年5月28日到达昆明的第二天，5月29日云南省龙陵发生了一次7.6级大地震，原定1976年6月1日由国家地震局与云南省地震局在昆明翠湖宾馆准备要召开的地震紧急会商会讨论震情，而大震却在会前发生了。6月1日的会商会继续在昆明翠湖宾馆召开，除了云南省各地办外，参加的还有四川、青海、甘肃的地震部门，还有河北省三河地震大队等 单位，我们三位同志也被邀请参加了。
在这个会议上各自带来的资料中大多数认为5月底或6月初云南省境内有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我通过“磁偏角二倍法”的计算结果是：1976年6月1日±3天，也正好在预报期内。就在这个会商会上我再次预报：1976年8月17日±3天，在我国西部地区(特别要注意川、滇、藏交界处)可能发生一次6.5级左右破坏性地震，同时将现有的磁偏角资料又预报：1976年8月22日±3天，在我国西部地区可能发生一次8级左右的大地震，但也可能是同—个地震，即1976 年8月17日--8月22日之间发生，到底是一次还是二次，当时很难作出判断。后来经过反复思考．认为应该是二次地震较为妥当。因为1976年8月17日 ±3天是以地区性异常依次二倍进行预报的。而1976年8月22日±3天是以特大异常与地区性异常逐个二倍进行预报的，所以应该是二次地震而不是一次地震。后一次地震应该比前一次地震大， 所以后一次可以预报8级左右的大地震。
会议结束后我们就随同云南省地震局的同志经过三天的时间直达龙陵地震现场去进行考察和收集资料，我被分配在路西（芒市）分析预报组工作，主要收集土地电的资料，进行监视和总结工作，龙陵县地办的同志利用三土(土地电、土地磁、土倾斜)一洋(水氡)运用“二倍法”较好的预报了这次龙陵大地震，结果龙陵县城无一人死亡，为人民立下了功绩。
我于1976年7月初离开了龙陵震区，于1976年7月12日就单独去了四川，第一站首先去西昌，在西昌地震办公室程式同志的陪同下，收集了那里的有关资料和询问了当地的异常情况，第二站就到了成都，第三站到了灌县市，第四站到了汶川（已是1976年7月18日—20日）根据汶川地办的同志介绍目前异常仍然很大，地办自制的感磁仪能较好的对应上1976年5月29日的云南龙陵大地震，而且异常很明显，这几天又在大幅度的下降，看来又一个大地震不久将会到来。第五站准备去松潘收集资料，汶川地办的同志对我说：“目前是雨季，山洪爆发随时有可能发生，走进来容易，出去就难了”。建议我不要再进去了。于是我于 7月21日回到了成都，7月23日下午四川省地震局召开地震会商会，四川省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主任罗灼礼同志邀请我参加了。
在这个会议上，我听到同志们介绍龙泉有一口39米的深井，于7月22日晚上9时下降了约10公尺。在会上又反映出晚上看到火球的事例很多，最早是在4月份的巧崃发现的，5月份到了大邑，7月份好像在这条断裂带上往北迁移。这些火球多数发生在河边、水沟旁，颜色一般是红带些蓝，出现的时间一般是在晚上八时半至九时半，即太阳落山后才能见到。地震局同志也实地作了调查，完全排除了发射信号弹的可能。
在这个会上听到的异常特别多，在这种情况下，最后我再次预报了这二个地震：一、1976年8月17日±3天，在我国西部地区（特别要注意川、滇、藏交界处）可能发生一次6.5级以上的破坏性地震。（在这次会议上震级的预报由6.5级左右改为6.5级以上）。二、1976年8月22日±3天（最大可能在 22日-25日）在我国西部地区可能发生一次8级左右的大地震。当时四川省地震局刘兴怀局长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商结束后，我对罗灼礼同志说：“如果你们那里一发生地震，我就立即到你们这里来。”他说：“我们非常欢迎您来”。最后我就请他们为我代购一张7月28日回上海的火车票。
1976年7月28日上午四川省地震局的同志带来了一个极坏的消息：今天凌晨三时四十二分河北省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四川省地震局准备派专机到唐山去支援问我去不去，我说：“让我回上海后再说，不能同你们一起去了。”当时我的心情极不平静，7月底回到了佘山台，准备把以往的磁偏角资料重新再进行计算。就在这个时候，中央抗震指挥部在8月3日晚上直接打电话给我，要我带好所有资料去北京参加会战。因为我个人是不能作出决定的，我就请支部书记施柱中听电话，施柱中在电话中说：“中央有规定，我们不能随便进入北京，出差北京必须到上海市革委会办理进京介绍信后，方可购买去北京的飞机票或火车票。”于是中央抗震指挥部又直接打电话给上海市革委会主任马天水，当时马天水一口同意。
1976年8月4日上午我到市革委会科技组立即办了去京介绍信后，就购买了一张去北京的飞机票于中午到达，下午我就到了国家地震局向国务院政工组组长贾如峰同志、中央抗震指挥部周村同志、国家地震局刘英勇局长、中科院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王光炜同志等汇报了我预报我国西部地区的二个大地震的时间、地点和震级。在汇报过程中张铁铮同志预报：8月12日±2天在唐山老震区可能有6-7级地震；丁鉴海同志预报：8月13日±3天在唐山老震区或在新疆、青海一带可能有 6-7级地震。中央领导同志听了我们三个人的预报意见后，贾如峰同志说：“今天请你们来到北京，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首都，保卫首都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你们抓紧时间，在三天内再拿出个预报意见来，至于我国西部地区的地震预报意见，由四川省、云南省的地震部门去考虑，你们的着重点就是看今后在我们这个地区有没有比唐山更大的地震，你们需要什么资料尽管提出来，可随时向全国各地方台站要资料，希望你们（张铁铮、丁鉴海和我）在三天之内再作出个预报意见来。”
在会上我对刘局长说：“这次唐山地震我震前没有预报出来，但是在我带来的资料中看是否有异常反应，如果有反应的话，我可以判断今后是否还有更大的地震，如果没有反应，我也没有办法作出正确的判断了。”刘局长说：“好吧，你就做一做吧！”在这个会上，同时我还建议是否能在内蒙的满州里最好再建一个地磁台，当时就立即同意并派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所刘成瑞他们马上去满州里选点建台。
汇报结束后领导上把我们三个人的预报意见由国家地震局以绝密形式写成报告向中央报导，并安排我们在同一个宿舍内，我首先将带来的资料用一个晚上的时间清理和计算，发现有一个异常能反应唐山大地震，经过反复计算是1976年7月31日±3天（即7月28日—8月3日）在这个大异常的后面再没有发现比它更大的了。因此随即就计算出三个预报日期，即1976年8月10日±1天；8月29日±2天；9月23日±3天。预报的震级可能是6-7级，预报的地区是大华北地区包括唐山老震区。
1976年8月6日国家地震局《震情》特刊6以绝密形式向中央报导，题为“地磁方法预报地震的会商会”。内容：8月4日、5日国家地震局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邀请用地磁方法预报地震的张铁铮、沈宗丕、丁鉴海等同志在他们原来工作的基础上认真分析了全国其他有关地磁台的资料，对他们原来的预报意见（特刊 4）进行了研究、会商。现将结果报告如下：摘录其中一段：“沈宗丕同志根据北京的白家疃、河北的红山和广州等地磁台资料，用磁偏角二倍法计算，认为 1976年8月10日前后一天。在大华北地区（包括唐山老震区）或在我国台湾省有可能发生6级以上地震。他还根据甘肃省河西堡和云南省易门地磁台的资料，计算分析认为：一、1976年8月17日前后三天，在西南地区（可能在Xizang东部）发生6.5级左右地震。二、1976年8月22日前后三天（可能在22-25日）也在西南地区（可能在川、滇、zang交界处）发生8级左右大地震”。
以上这些预报意见将在8月7日举行的京津地区的会商会上进一步研究。
在这三天里，张铁铮仍坚持预报：1976年8月12日±2天在华北可能发生6.5级-7级或更大一些的地震，丁鉴海预报：1976年8月13日±3天最大可能在后三天在唐山老震区可能发生6-7级地震。最后由我代表三个人的综合意见于8月7日由国家地震局在北京科学会堂召开的地震会商会上发言作出预报： 1976年8月9日-16日在唐山老震区可能发生一次6-7级的强余震，结果于8月9日果然发生了一次6.2级强余震（速报震级）预报获得成功，我预报的 8月29日±2天的地震，后来于8月31日在唐山老震区发生了二次6级强余震（速报震级）。预报9月23日±3天的地震，后来于9
月23日在内蒙的噔口（属大华北地区）发生了一次6.3级地震（速报震级）。
我过去在预报大华北地区的地震时，除了用北京台和红山台的磁偏角资料外，还经常用到山西省临汾台的资料。我觉得这次有必要到临汾台去收集和复核有关异常日期的资料，于是我于8月14日由国家地震局派车去了临汾，受到临汾市地办同志的热烈欢迎，他们再三提出要我到他们的群众测报点去指导工作，在我一再无法推托的情况下，我首先去了临汾地震台，把我需要的日期资料复核了一次。在参观学习过程中，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临汾台地倾斜的南北向在唐山大地震前走了一个大8 字型后断丝，并立即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地倾斜的南北向异常是从1976年6月27日开始的，到唐山大地震发生，整整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前兆异常。
在临汾市地办的安排下，8月15日来到候马市地办。参观学习的群测点有红卫机械厂、515单位、省建工局一公司、风雷厂、38532部队等。
在红卫机械厂的群测点经了解他们曾用“磁暴二倍法”预报了龙陵和唐山大地震的时间和大致方向，误差为±1天，而且在地震前向地办作了预报。8月16日在他们的安排下又回到了临汾，又参观学习了冶金局物探队、213地质队、动力机械厂、市邮电局等群测点。
在参观学习过程中，使我感触最深的是临汾动力机械厂，他们于1975年11月17日建立了一个重锤悬挂式地倾斜，用直径0.07毫米的铁丝长3.5米吊了一个1公两重的物体，固定在大梁上，四周封闭起来，东西开两个窗口，每天每人轮流值班目视观测。1976年7月1日开始用数据画图。在这次唐山大地震前于 7月28日03点10分开始发现南北向有20毫米的摆幅，以后就逐渐增大。到03点56分时南北向增大到110毫米，东西向增大到100毫米（注：唐山大地震是7月28日03点42分发生的）。
经过二天的参观学习后，临汾市地办的领导要我介绍一下我的预报方法和经验，决定安排在8月16日晚上8点30分举行。在汇报过程中不断有人提问，我都一一作了解答。当我在向同志们汇报到我是怎样预报1976年8月17日±3天，在我国西部地区（特别要注意川、滇 、藏交界处）
可能发生一次6.5级以上地震时，吊在屋内的日光灯开始来回的摇晃起来，到会同志们都异口同声地叫喊有地震！有地震！同时还听到外面有拉长的汽笛警报声和敲锣声，要求大家统统赶快跑出来，随即地办同志向临汾地震台通了电话，回答我们的是我国西部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但还不能马上知道震中在什么地方，过了1个小时后，才知道这次地震发生在四川省松潘、平武一带，震级是7.2级。临汾市地办领导同志赞扬我预报得相当正确，并且又说：“还是人家庙里的菩萨灵啊！”
第二天我就回到了北京，国家地震局的领导和周围的同志们都赞扬我这次地震预报得相当成功。当时张铁铮提出来张家口一带可能有些情况，要我和他一起去收集一下张家口地磁台的资料，我们二人于8月19日在国家地震局的安排下，派了一辆小吉普到了张家口地震台。我们再三向台领导交待千万不要去惊动张家口的市领导，但是在台上工作还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市里开来了一辆红旗牌轿车把我们接到宾馆住下，并再三要我们去指导他们群测点的工作。我们没有办法只能服从他们的安排。
我们一起去参观学习了二个群测点：张家口市第二十二中学和第十中学，在参观中得知，这次唐山大地震之前他们的土应力和土地磁都有异常反应，而且都作了预报：7月-8月之间在天津、唐山、渤海周围地区可能有6.5级以上地震。二十二中学的土地磁曾经用单台的“磁偏角二倍法”在1975年1月份向张家口市地办预报：1975年2月4日有大地震可能发生，结果在辽宁省海城发生了一次7.3级破坏性地震。这次唐山大地震是用1976年5月31日与6月29日的异常日期二倍也能倍到7月28日，说明在唐山大地震前群众测报点上的一些手段和方法也或多或少的都有异常
反应，有些还作出了较好的预报。8月21日我们经过河北省沙城地震台后就回到了北京。
1976年8月22日下午由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副主任马宗晋主持召开了一个在京单位参加的地震趋势会商会，因为国家地震局收集到我国东部的一些省局报来的宏观异常，牵涉到19个省，其中有15个省局向国家地震局提出了不同震级的预报，而且大部分地区的老百姓都搬了出来。为了缩小范围，请大家提个意见出来。参加这次会议的同志都认为：今年我国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生了五次7级以上的大地震，(即龙陵二次，唐山二次，松潘一次)如果再要发生7级以上的大地震，必须还要等上三个月的时间，因为地震能量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来积聚，因此可以断
定目前我国不再可能有7级以上大地震了，如果的的确确再也没有7级以上大地震发生的话，即是大家所欢迎的事。但是地震的发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个会上我说：“大华北地区我预报的二个日期还没有来到(即8月29日±2天和9月23日±3天可能有6—7级地震)我国西部地区(包括四川省松潘老震区)8月22—25日我还是坚持有可能发生一次7--8级的大地震。”在向大会作预报的时候，四川省地震局来电话，指名要我去接电话，并询问一下是否还有大地震发生？在坐的丁鉴海说：“让我给你去接电话，你继续讲下去”。我对丁鉴海说：“你可以回答他
们，还有7—8级大震可能会发生。”结果确实于8月23日四川省松潘一带在离原震区10公里的地方又发生了一次7．2级强余震。
1976年8月16日和8月23日在我国西部地区的四川省松潘、平武一带发生二次7．2级破坏性地震，证明磁偏角的异常在地震前确实有所反应，而且作出了正确的预报，当这二次地震平静后不久于1976年9、10 月间，我清楚地记得四川省地震局罗灼礼同志从四川省成都直接打电话给我，祝贺我成功地预报了这二次地震，以此表示感谢! 由于我参加了1976年四川省松潘、平武7.2地震的中短期预报，于1987年补获了国家地震局科技进步一等奖的批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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